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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生命最后階段九大遺愿與擔憂

老衲新史 2019-06-20 0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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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此地作別,也好他鄉再見~~~~


原載《黨史博覽》2006年第12期,作者秦九鳳,為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周恩來研究室主任,原題《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后階段所想到的》。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的保健大夫張佐良在為周恩來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規檢查時,從顯微鏡高倍放大視野里發現了4個紅細胞;三天后,再一次為周恩來復檢時,紅細胞的數量變為8個!復檢是由北京醫院進行的,檢查報告單上赫然寫著“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九個大字。


但周恩來一如既往,以驚人的毅力和病魔頑強抗爭著。


周恩來頑強地工作到1974年。這時,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復發,血尿不止。血尿一多時便凝成血塊堵塞尿道內口,使得他排尿不暢,異常痛苦。“有時疼得總理在沙發上翻滾。”“他的病已到了再不住院治療隨時就可能由于血尿疼痛引發心臟病而危及他的生命了。”這是1997年張佐良大夫在周恩來生前副衛士長張樹迎家中對筆者講述的。


從1974年6月1日起,周恩來不得不告別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廳,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院住院治療,從而開始了偉人生命的最后階段。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后階段想到了什么?


遺言國寶交故宮


周恩來臨終交代鄧穎超,將六伯父原來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歡觀賞的那批國寶級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


周恩來的六伯父譜名周貽良,字嵩堯,號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生,光緒丁酉科舉人。晚清時任過淮安府總文案、郵傳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國初年又曾任袁世凱大帥府的秘書,江蘇督軍李純的秘書長等職務。周嵩堯在任期間,嚴以律己,政績斐然,深具民望。后因看不慣民國初年軍閥們的明爭暗斗,棄官歸于揚州。他對收藏和鑒賞古董、字畫產生了興趣。最后竟傾畢生積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詔版、漢代錢幣、宋代名家字畫等數十件國寶級文物。


抗戰爆發后,日偽出于對周嵩堯聲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員登門請其出山,許以高官厚祿,為所謂的“大東亞共榮”效力。周嵩堯堅持不允,最后避居到揚州鄉間以躲避日偽方面的糾纏。周嵩堯雖只有一子,但孫子輩多,抗戰期間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難。一次,家中實在揭不開鍋,周嵩堯在萬般無奈之下,將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畫家王云作的山水畫冊拿到市場上變賣了糴米下鍋。不料,這本畫冊流傳到上海古玩市場后被周嵩堯的一位好友發現了。好友知道這是周嵩堯的心愛之物,流進市場說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難以為繼的程度。這位重義氣的朋友立即將其買下,親自送到揚州周嵩堯家中,還給了他一些錢讓他度過困境。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嵩堯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維敏捷。忙于新政府組建的周恩來想到了這位在晚清、民國初年供職于政界的伯父,是個就近討教的好老師,因此就安排周嵩堯到中央文史館做首批館員。這是周恩來在擔任總理期間唯一以自己名義安排的親屬。他在安排周嵩堯為文史館館員時還對六伯父說:“這次安排你為中央文史館員不是因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國年間有兩件德政:一是袁世凱稱帝時,你作為他大帥府的秘書卻沒有跟他走,這是一個有膽有識,又益國利民的行動;二是在江蘇督軍李純秘書長任上,你為平息江浙兩省軍閥的一場混戰作出了重要貢獻,使這兩省人民免遭了戰火涂炭。現在人民當家作主了,應該考慮你為人民做點事。”


1953年9月2日,周嵩堯在京病逝。去世前,遺言將自己收藏一生的貴重文物全部贈送給侄兒周恩來。周恩來臨終前又遺言鄧穎超:“將這批文物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


1995年,故宮博物院原常務副院長孫覺回家鄉阜寧時,順道到淮安(今楚州,下同)參觀周恩來紀念館。座談時,孫覺主動提出,周恩來遺贈故宮的這批文物,故宮方面一直沒有登記入庫,作臨時寄存處理,如果周恩來紀念館有意收藏,他可以幫忙聯系。我們當然是求之不得。后經筆者六上北京,終于將這批20類24件珍貴文物全部由故宮提出轉為周恩來紀念館收藏。


希望小平忍一忍


據周恩來衛士高振普回憶,大約在1975年8月份的一天,周恩來的病勢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療無望,而在“四人幫”的嚴重干擾破壞下,國事日非。鄧小平雖已出來工作,但不斷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謠中傷,隨時面臨保不住職務的危險,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較靠后,周恩來清楚地認識到鄧小平的治國才能和人品學識,是繼毛澤東之后共和國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來頭腦比較清醒。他不顧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內的醫生、護士全部退到病房外。這是他住院期間僅有的一次。


病房里只剩下鄧穎超和高振普之后,周恩來要高振普拿來紙筆,讓他寫東西。高振普幫助他做好一切,并幫他坐穩后,也轉身要退出去,但被周恩來阻止了。事實上,周恩來當時長坐已很困難,必須有人扶著他。這時,周恩來用左手托著放好紙的木板,用右手顫抖著寫字。鄧穎超見狀,便對他說:“你口述,我代你寫。”周恩來頭也不抬地回答說:“不用了,還是我親自寫。”


高振普看見周恩來是在向毛澤東寫信,提議由鄧小平代替自己擔任的國家和黨內的職務。高振普回憶說,周總理在信中雖沒有寫上要鄧小平同志任黨內“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這是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后階段,拼盡全力舉薦鄧小平的最后一搏。


周恩來的這封信寫好后交給了鄧穎超,由她轉交中央,并向鄧小平通報了信的內容。


鄧小平再度出山后,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并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將鄧小平安排到這種位置上,顯然是毛澤東考慮到他的百年之后。但是,這種安排卻急壞了“四人幫”。


“四人幫”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們先后制造了“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計要將鄧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于毛澤東對“四人幫”保持足夠的警惕,特別是對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從恨鐵不成鋼到直接的不滿意,所以盡管“四人幫”對鄧小平一再告狀,他都置之不理,并且嚴厲地警告他們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結成“四人幫”。但是,江青一伙并不甘心。


1975年11月,江青又串通毛遠新(毛澤東侄兒,時任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小平“整頓”的結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這就觸動了毛澤東的神經。因為毛澤東曾對身邊人員說過:“我毛澤東一生也就做了兩件事:第一,打倒了蔣介石;第二,搞了個文化大革命。對前一件事,反對的人不多;對后一件事,贊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澤東晚年最大的一塊“心病”就是怕他身后有人站出來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于是,毛澤東利用和鄧小平一起會見外賓結束后的機會,正式“考驗”鄧小平:“小平同志,趁我還健在,你主持一個政治局會議,把文化大革命的結論作一下。還是那句老話:功過三七開。”孰料,鄧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結論我作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毛澤東一聽大失所望。


1997年10月,為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我拜會了周恩來副衛士長張樹迎。他告訴我,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談話一結束,就感到情況不妙和形勢的嚴峻,便匆匆驅車趕來305醫院向總理報告。


“那天是我在總理身邊值班。總理病勢已經很沉,時有昏迷,有時昏睡。當我告訴他,小平同志來了,他費力地睜開眼,已不能起坐,雙方只輕輕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邊,把毛澤東和他的談話內容告訴了總理。我見總理聽了是有點生氣的,是瞪著眼睛對小平同志說:‘你就不能忍一忍?’”


遺言骨灰撒大地


1976年1月15日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結束后,鄧穎超對周恩來骨灰三鞠躬,然后趨前打開骨灰盒,一邊用手輕輕地撫摸著骨灰,一邊眼含熱淚地說:“恩來,你的愿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室內頓時傳出一片哭聲。


鄧穎超這里說的是周恩來的什么“愿望”呢?這個愿望就是撒掉他的骨灰。


周恩來是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一生都在考慮著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殯葬改革問題上更是體現了他的這種始終如一的精神。


早在1956年,黨中央從中國地少人多的國情出發,就向全黨發出了人死后火化、不再安葬留墳的倡議。毛澤東、周恩來等都帶頭簽名,表示同意和支持。


周恩來為了給黨員干部帶個好頭,早在1958年就派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到重慶將1940年和1942年分別埋在那里的岳母楊振德和父親周劭綱的靈櫬挖出,火化后再深埋,不再保留墳頭,墳地交地方耕種。接著,他又在1965年的舊歷除夕派侄兒周爾萃回到故鄉淮安,做通周家有關親屬的思想工作,說服了淮安縣委和地方干部群眾,將他家在淮安東門外的七座祖塋全部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墳地也交給了當地生產隊耕種。后來他又說服紹興有關族人,將留在紹興的祖塋也都平墳還耕。


周恩來說:“人死了,不做事了,還要占一塊地盤,這是私有觀念的表現。我們中國人多地少,所以墳地問題一定要解決。”周恩來并沒有就此止步。他認為,中國幾千年以來一直崇尚厚葬祖先的做法遠不符合時代發展的腳步,僅僅平掉祖墳,還耕于民的做法還不夠,對殯葬改革的推動也不徹底,因此,他又和鄧穎超相約:死后火化,撒掉骨灰。


周恩來的衛士韓福裕對筆者說過,周總理、鄧大姐夫婦倆認為,我們中國人從全尸下葬保留墳頭到深葬不留墳頭只是殯葬改革的第一步;從死后火化保留骨灰算是第二步;只有從火化后不保留骨灰才是殯葬意義上的徹底改革。“人生來是為人民服務的。生前的工作、勞動是為人民服務;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到水里可以喂魚蝦,落在地上的,可以作為植物的肥料,還在繼續為人民服務。只有這樣,人類才是生生不滅的。”


但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相約火化后撒掉骨灰的做法,周恩來卻一直有一個擔心:不知道他倆誰先去世。他認為,如果鄧穎超先于他去世,他保證能撒掉鄧穎超的骨灰,如果自己先于鄧穎超去世,他擔心鄧穎超辦不到。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后,鄧穎超很快向中央打了報告,要求周恩來遺體火化后撒掉骨灰,并最終得到中央的批準。這樣,才有了鄧穎超一邊撫摸著周恩來的骨灰一邊說“恩來,你的愿望就要實現了”這句動人心弦的話。


北海湖畔祭老舍


周恩來就治的醫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院,在北海公園的西側,與中南海西花廳僅一街之隔。“文革”期間,北海公園已被當作“封、資、修”的東西而關閉。這倒給病中的周恩來平添了幾分方便:院方在周恩來病房東側開了一個便門,有時周恩來便在醫護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陪同下到北海公園散步。


有一次,周恩來一行散步到北海公園的仿膳飯莊,特意請來仿膳飯莊的工作人員給他做了兩道素淡的菜,一邊品嘗一邊觀賞。當周恩來看到“仿膳”牌匾下邊的題簽已被人挖掉時,臉色驟然嚴肅起來,問身旁一位服務員:“你知道你們這‘仿膳’兩個字是誰寫的嗎?”由于“文革”期間,仿膳飯莊已被迫停業,人們對被造反派“除四舊”除掉的東西還多少有點敏感,所以服務員欲言又止。周恩來沒等服務員回答,接著又說:“你們還是應該把老舍的名字補上去嘛!”


北海公園的仿膳飯莊是個老字號的飯店。新中國成立后,仿膳飯莊的領導想請一位名人為飯莊題寫個店名,他們首先想到了郭沫若。可郭沫若收到他們請求題字的信后認為,自己的字太草,寫出來不一定好看,一般群眾又不認識,因此建議他們請字寫得比較規矩工整的老舍先生題寫。老舍二話沒說,就給飯莊寫了“仿膳”兩個大字。店方將其制成一塊牌匾,高高地懸掛起來,給飯莊平添了幾分高雅和壯觀。“文革”風起之后,造反成了時尚,破“四舊”成風,被誣為“美國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老舍自然不能留名在人世間了,所以,“仿膳”牌匾下的署名“老舍”兩字就被強行挖掉了。


周恩來和老舍有著極其深厚的友誼。他倆從抗戰期間相識,然后相交、相知,情誼與日俱增。然而,在那場浩劫中,老舍遭到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投進北京太平湖自殺身亡。周恩來得到此噩耗后曾當著身邊工作人員的面跺著腳說:“把老舍先生弄到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會交代啊!”


1966年國慶節,在天安門上,周恩來見到了北京市副市長王昆侖。王昆侖是當時北京市唯一未被“罷官”、“奪權”的副市長,是老舍被迫害、挨打的見證人。周恩來就向王昆侖打聽老舍的情況,之后又約其到西花廳詳談,終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但在那個非常時期,周恩來也只能忍住悲痛和憤怒,無法直抒胸臆,公開向人民表達自己的情感。但是,他發了話,仿膳飯莊還是很快在“仿膳”牌匾上補上了“老舍”兩字的題簽。


1975年8月24日,是老舍罹難的九周年。殘陽夕照,周恩來又一次在醫護人員和身邊人員陪同下散步在北海公園。走著走著,周恩來突然停下了腳步,硬生生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望著靜靜的湖水出神。幾分鐘過后,他突然轉過身,問身邊人員:“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嗎?”


“不知道。”對方一時還不明白他的意思,望著他搖了搖頭。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接著,他又問,“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嗎?”


“聽人說過,很不詳細……”


“我知道。”周恩來語氣沉穩而又堅定,“讓我詳細地講給你聽。”之后,周恩來一邊望著湖中的粼粼碧波,一邊心情沉重地講述著。


1997年10月,筆者在北京采訪老舍夫人胡絜青時,胡老提起周恩來在北海湖畔的事說:“那是總理在跟舍予作最后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談。”


《養蜂促農》贈藏胞


周恩來一生有兩件比較遺憾的事:一是未能去臺灣,二是未能到西藏。但他對臺胞、對藏胞一直十分關心,和他們心連心,并且一直不放過去西藏的機會。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時,他就曾提出率團赴藏,后因高原氣候、身體等原因未能成行。


1975年9月,西藏自治區成立10周年。周恩來為了圓自己去一趟西藏的夢,再次提出由他率中央代表團進藏。醫療領導小組的有關人員就此詢問醫療組組長吳階平大夫,吳階平作了回答:“總理目前病勢很沉,根本適應不了高原缺氧等高山反應。”


周恩來的身邊人員對筆者說,如果當時一口回絕他的這么一個美好意愿,他心里肯定很不好受。于是,只好編造說,由于造反派的破壞,西藏機場難以正常起降大型飛機,目前正在抓緊搶修,待修好后再將具體情況匯報。周恩來是個聰明人,人們這么一說,他也就不再堅持了。后來,中央決定由華國鋒任中央代表團團長率團進藏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10周年的慶祝活動。


1994年9月上旬,中共淮安市委為籌備紀念周恩來百年誕辰活動,進京征求有關方面的意見。筆者有幸拜見了華國鋒同志,請他講述周恩來當時對他的召見。華國鋒同志回憶說:1975年8月29日,周總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說,你們到了西藏后,要轉達我對西藏人民的問候,要鼓勵進藏的各族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感謝他們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績。一定要告訴進藏的同志們,要特別注意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養民族干部,讓民族干部大批地、盡快地成長起來。


華國鋒同志說,總理當時病情已經很重。他說了一會兒還要休息一下才能繼續說。他告訴我,你是中央代表團團長,要叫他們搞好統一,搞好民族大團結,軍政、軍民和各民族之間,要相互支持,互相學習,互相尊重。只有增強各方面團結,才能有一個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發展經濟,改善和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條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還要注意保護好森林和各種自然資源,一定要造福于子孫后代。


華國鋒同志說,總理談的時間比較長,內容也比較多。從他那里剛回到家,又接到他打來的電話說:“我看過一部科教電影《養蜂促農》,可能適合藏民們學習、使用,你把它帶到西藏去,給那里的同志們看看。但是,你不要說是我周恩來送的,就說是國務院送的。”周恩來還說,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為身體條件不允許,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請他們理解。


修史請別忘楊度


1975年9月下旬,周恩來的病情急轉直下,癌細胞迅速擴散,免疫力急劇下降,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動和幾分鐘的散步。有時進入昏睡狀態,醫護人員盡最大的努力,延長他的生命,減少他的痛苦。


10月7日,周恩來突然清醒,他對秘書說:“你告訴王冶秋,‘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晚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黨做了大量工作。請王冶秋將此情況轉告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修訂編輯委員會,在編寫‘楊度’這一人物條目時,要將這一史實寫入,以免日后湮沒無聞。”


楊度是位傳奇人物。他生于清光緒元年(1875年),湖南湘潭人。楊度曾留學日本,被選為中國留日學生聯合會副會長,與楊篤生等一起創辦《游學譯編》。后來,他為清廷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起草報告,任憲政編查館提調。1907年他又主編《中國新報》,力主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任袁世凱內閣學部副大臣,與汪精衛等一起組織國事共濟會。1914年又任袁世凱政府參政院的參政。1915年,寫成了《君憲救國論》一文,一時風靡全國。同時,他還聯絡孫毓筠等五人組成“籌安會”,積極策劃恢復帝制,是當時全國皆知的“籌安會六君子”的重要人物。


袁世凱死后,楊度一度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緝而亡命奔走。此后,楊度轉而投身革命,追隨孫中山,為中國的民主革命奔走呼號,十分用心。1927年,李大釗被張作霖逮捕后,楊度想方設法,多方營救,雖未果卻表現了他對革命事業的真誠。


楊度晚年,對蔣介石獨裁和殘殺中國共產黨人的行為十分憤恨和不滿,毅然于1929年周恩來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盡管楊度的生命只剩下兩年多時間,他卻為黨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掩護革命,營救革命同志方面有著重要貢獻。對進步的愛國民主人士,如張瀾等也倍加關照。在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中共中央總Z書記向忠發先后被捕叛變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處于萬分危急之中,楊度在周恩來的領導安排下,也協助黨做了許多事情,盡到他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保衛了黨中央的安全。由于楊度入黨后是和周恩來單線聯絡,外界知道的人極少,為怕這一重要史實埋沒,周恩來臨終前托王冶秋轉告《辭海》編委會,將楊度鮮為人知的一面記入其條目。


別往臉上打叉叉


1975年7月1日,周恩來帶病在李先念和喬冠華的陪同下和前來訪問的泰王國政府總理克立·巴莫簽署了中泰兩國建交公報。


送走客人后,按照事先的“謀劃”,由喬冠華出面,請求總理與大家合影留念。


周恩來住院已經一年多了,人們見到的總理瘦了、老了,臉上的老人斑多了。自從周恩來住院后,就很難有機會和大家在一起。今天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當喬冠華向周恩來提出和大家合個影的要求后,周恩來爽快地答應了。


于是,李先念和喬冠華很快站到會客室的中間。不久,周恩來在值班護士攙扶下,微笑著緩步走到大家面前。隨行人員、醫護人員和部分在場的工作人員,個個像孩子似的圍攏過來,在周恩來的身邊站成兩排,做好拍照的準備。就在攝影師杜修賢將要按下快門的時候,一個讓人心顫的聲音響了起來:“我這是最后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后不要在我臉上打上叉叉。”


周恩來這么一說,本來十分喜悅的場面頓時冷卻下來,在場的人們心頭個個像墜上了鉛塊一樣。


在“文革”的特殊歲月里,凡是被“四人幫”、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們誣為“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和“現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現他們名字的時候再加上個紅筆叉叉,如果有他們的照片出現(一般是從相關人家中抄出的舊照片或舊的報刊上登載的),則馬上在他們認為是“叛徒”、“特務”、“黑幫”、“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等人的臉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


在“文革”的歲月里,周恩來處境維艱:先是要表態支持“文化大革命”,接下來誣陷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和“工賊”的三頂大帽子也要周恩來明確表態。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英在她的《周恩來和他的世紀》一書里寫道,對關于劉少奇的處理,周恩來如果不同意,那么他在24小時之內也要被打倒。所以,周恩來思考了一個多星期,只好忍而求其次。但是,這并不反映周恩來戀職戀權,而是周恩來清楚明白自己在全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聲望地位。“文革”中,他如果有個公開的、不同于毛澤東的聲音,那么他自己不僅面臨被打倒的危險,更重要的是全黨、全軍甚至于我們整個國家都面臨分裂的危險,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事實上,“文革”風起云涌之后,周恩來一直被林彪和“四人幫”視為心腹大患,也是他們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早在“文革”初期,周恩來出于對國家法制的維護和對老干部的保護,不準造反派們揪斗劉少奇,不同意他們打倒賀龍、陳毅,多次被中央文革的人扣上“黨內最大的保皇派”等大帽子。甚至周恩來在臺上講不準貼“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時,造反派竟明目張膽地從臺下遞上“總理,你的講話為什么和中央文革的不一樣?”這樣當場責問的條子。


為保陳毅不被批斗,周恩來被造反派使用車輪戰法,先后被無理糾纏達18個小時,導致心臟病發作。可是當他聽說造反派還要揪斗陳毅時,憤怒地轉身講道:“如果你們要批斗陳毅,除非從我身上踏過去!”


林彪、江青一伙還采用抽絲剝繭的方法對付周恩來:把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胞弟周恩壽先后誣陷進獄中,甚至迫害致死;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被江青迫害自殺;周恩來的秘書周家鼎因“得罪”江青被迫隱姓埋名;連關心周恩來多一點的中辦副主任楊德中和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等也被江青故意制造事端趕出北京。后來,天津南開大學的紅衛兵又從故紙堆里翻出1931年國民黨造謠生事登出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名共產黨員脫離共產黨啟事》,呈報江青。江青如獲至寶,批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意圖將周恩來誣為叛徒而后打倒。因為這是當時臨時黨中央和江西蘇區都知道的事,所以毛澤東、陳云等同志都講話予以澄清,才沒讓江青一伙的陰謀得逞。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中美關系又打開了大門,中國順利地重返聯合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后,周恩來在國內、國際的地位迅速上升,從而更加成了“四人幫”一伙的眼中釘、肉中刺。他們一再吹陰風、告黑狀,沒茬找茬,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終于,在基辛格二次訪華時,“四人幫”說周恩來對美談判中犯了投降主義錯誤,從而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并以“153號外交部簡報事件”為名,下令批判周恩來。


江青一伙在“批周”會上大肆攻擊,散會后喝香檳、葡萄酒慶賀,還肆意羅織其他罪名,妄圖把周恩來作為我們黨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代表人物打倒。幸虧毛澤東洞察秋毫,這才擊碎了“四人幫”要打倒周恩來的黃粱美夢。但江青一伙“批周”活動一直沒有停止。他們的諸如“批林批孔批周公”、“評《水滸》批宋江的投降”、“評法批儒”運動中批“現代的大儒”等等。這里的“周公”、“投降派”、“現代的大儒”等都是或明或暗地直指周恩來。


遺體解剖總結經驗


1975年2月4日,醫務人員再次對周恩來作膀胱鏡檢查,并對發現的癌細胞作電灼處理。手術剛結束,周恩來就忍著疼痛問:“李冰來了沒有?”


李冰是中共中央情報部門原負責人李克農的女兒,當時任北京日壇醫院的黨委書記。李冰聽到周恩來叫她,很快來到手術臺旁,側耳聆聽。周恩來聲音不大但很清楚:“李冰,你知道不知道云南錫礦工人肺癌發病的情況?”李冰連忙回答:“知道。”“知道為什么不去?你應該馬上派人去云南錫礦,到當地去研究治療,解除他們的病痛。”


周恩來說得那么堅定有力,李冰應了一聲“是,我馬上去”以后,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趕快離開手術臺,快步走到醫院的走廊,任憑淚水流淌。


1975年9月20日前后,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一睜眼見到他的保健大夫張佐良、吳蔚然正在忙碌。周恩來深知自己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所以他平靜地說:“我的病,在醫院呆下去也沒有多少意思了,可以不可以搬回家去住?這里還有好多病人,你們應去照顧他們。”1976年1月7日,周恩來的病情已嚴重惡化,他氣息短促,脈搏微弱,長時間處于昏迷狀態。醫護人員守候在他身邊,隨時準備搶救。深夜11時左右,彌留中的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他微睜雙眼,認出守在他身邊的吳階平,然后用微弱的聲音說:“我這里沒有什么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他們那里更需要你們。”


當周恩來生命進入彌留階段后,只要他醒來就一再叮囑醫護人員:你們給我治療是個好機會,你們可以在我身上總結經驗。現在,我們國家還有許多人遭受著癌瘤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對癌癥沒有辦法。我死后你們可以解剖我的遺體,我相信總有一天,治療癌癥會有突破的!


召見羅青長


看過電影《周恩來》的人,都知道在周恩來的生命最后,曾召見了羅青長。周恩來到底向羅青長交代了什么,社會上雖有一些傳聞,細節卻不得而知。


1993年10月25日,筆者在北京西山羅青長家中拜訪了他,就此事向羅青長作了請教,引起羅青長深情的回憶。


那是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來的體溫升至38.7攝氏度,他突然提出要見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當時,中央有個規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才能見周恩來。于是,工作人員便一再打電話請示。“四人幫”竟推來推去。電話最后打到鄧小平那里,鄧小平動情地說:“總理都病成這樣子了,他要見誰就讓他見誰,還請示什么。”于是,值班人員依照周恩來的吩咐,派汽車把羅青長接到醫院。羅青長剛進病房,周恩來就昏睡了過去。羅青長只好在病房旁的小客廳等候。一直等到中午時分,周恩來才蘇醒過來,立刻請羅青長到病床前。


周恩來用微弱的聲音說著,要羅青長不要忘了臺灣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為革命作過貢獻的臺灣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過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還在臺灣的兩位姓張的朋友……沒有談多少,周恩來又一次昏迷過去了。醫生馬上進病房檢查和搶救,談話被迫中止,羅青長只好退到病房外等候。等了一段時間,周恩來還沒有醒來。羅青長知道周恩來病情已很沉重,不能讓總理因他來談工作而再度昏厥。于是,羅青長悄然離開了病房。


據此,筆者曾詢問羅青長,周恩來說的“兩位姓張的朋友”指的是誰。


羅青長回憶說,我在周總理身邊工作了40多年,無數次聆聽他的教誨。根據以往總理的交代,他指的是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和曾任重慶憲兵司令的張鎮。


張學良是世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對于張鎮,人們卻知之甚少,周恩來為何惦記他,筆者經大量調查,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


張鎮,湖南常德人,1900年生,黃埔軍校一期六隊學員,后來追隨蔣介石,步步升遷。


1945年10月8日,國共兩黨經過艱苦的談判,草簽了《政府方面與中共會談紀要》,即兩天后正式簽字的《雙十協定》。一直致力于國共合作的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決定當晚在國民政府軍委會大禮堂舉行雞尾酒會以示慶賀,同時請來重慶厲家班子唱戲招待毛澤東等中共代表。


就在這時,柳亞子來訪,周恩來只好請柳亞子改日來見,并讓自己的秘書(對外稱周恩來副官)李少石用自己的座車將柳亞子送回去,不料途中遭到國民黨士兵的槍擊,李少石被打成重傷,送入市民醫院搶救。當辦事處工作人員將這一事件告知正在軍委會禮堂看戲的周恩來時,他立刻警覺起來,特別是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但他又怕驚動毛澤東。只是輕輕對毛澤東說:“有點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來出了軍委會禮堂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張鎮。張鎮時任國民黨陪都重慶的憲兵司令。張鎮按照周恩來的要求和他一起到醫院看望了時已去世的李少石,又按照周恩來的要求在戲散后,用憲兵司令的座車親自護送毛澤東回紅巖,保證了毛澤東的安全。這件事,周恩來一直記在心上。全國解放后,他多次對負責統戰工作的羅青長、童小鵬說:“將來臺灣解放了,對張鎮在重慶談判時期的這一功勞,一定不要忘記。”


這就是周恩來,他赤誠待人,肝膽照人,不管黨內黨外,他都是最可依賴的同志和朋友,即使到他生命的最后歲月,他也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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