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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頂天立地,卻在天安門上痛哭流涕!

創業前沿 2019-06-20 04:02:19


本文授權轉載自礪石商業評論(ID:libusiness)

文丨華商韜略 · 華商名人堂 ?陳光

“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如果人生的滿分是100分,我要給自己打100多分。”

究竟是怎樣波瀾壯闊的人生

才配得上

這樣的自我評價?

1

霍英東是香港同代華人富豪里“最苦”的一個。他1923年出生于一條2米多長的舢板上,一家7口全在這條舢板上生活。


7歲那年,霍英東失去了父親和兄長,他說自己從未想明白,為什么生活會如此決絕。


從上岸流浪到經歷日軍鐵蹄,黑暗的日子仿佛永夜般沒有盡頭,霍英東偶爾會想:或許生活就是這樣,命運就是這樣。


他一度一事無成,干了7份工作全被辭退。直到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黑暗褪去,這個水上孩子才迎來曙光。此后,香港從小漁村發展成為東方之珠,期間大事件里幾乎都有他的身影。


貨運買賣、拍賣日軍遺留物資、出海打撈“海草”、打破英美封鎖線向內地運送物資……年紀輕輕的霍英東,以一往無前的狠勁闖出了一片天。值得一提的是,他給大陸運送過很多物資,但從來沒有如謠言般運送過軍火。


后人總結稱他在每個行業的發揮都堪稱獨到,是個標準的經商天才。期間,霍英東自言從未負過人,凡是和他過合作、對他有過幫助的人,后來都有錢賺。朋友有困難、要救急,只要他能幫得上,一定責無旁貸。


如此到了1953年,霍英東迎來了令他一躍成為香港巨賈的買賣——地產。整個五六十年代,他以“氣勢如虹,雄傲港九”、華商第一人的姿態引領香港地產與建筑行業。期間,霍英東首創“賣樓花”(商品房預售),為全球地產行業貢獻了一次經典的創新。


1955年初,英姿勃發的霍英東在銅鑼灣建成了當時香港的最高建筑——蟾宮大廈,自己住在頂層。站在全香港“最高”的地方,霍英東百感交集。這個舢板上出生的孩子,從未想過自己會在短時間內站上這樣的高度。


香港正經歷史無前例的變化,記憶中的小漁村,正蛻變成為世界級的貿易和金融中心。高樓大廈取代曾經的小船,成了香港的新標志,而全港最高的一棟樓,就在自己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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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賣樓花”引領的地產狂潮中,霍英東攢下近2000萬身家,當時香港的中英商人中,有如此家財者屈指可數。


但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名利雙收的霍英東,卻在不久卷入時局的“陰謀”,迎來人生中最嚴重、最持久的一次打擊。


因為這次打擊,他在人生的第一個高點上黯然淡出,就此與香港經濟發展最為迅猛的黃金時間擦身而過。

2

蟾宮大廈在建期間,突然出現了許多霍英東的負面消息,包括他曾向內地走私物資、販賣軍火等,這些誹謗信息至今仍在流傳。


霍英東逐漸意識到,流言并非不脛而走,其背后有力量在推動。他回憶認為,力量來自兩方面:一是港英政府因為朝鮮戰爭時期與大陸的貿易往來對他“有意見”,二是一些傳統地產商對于他這位后起之秀的“羨慕嫉妒恨”。


這些傳聞對霍英東的影響很大。此前,他天不怕地不怕,但之后卻愈發謹慎。因為瞻前顧后,霍英東的事業受到波及,時局左右了他的一系列選擇和決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霍英東決定慢慢淡出香港商界。


“在香港,沒有哪一個富豪在發家后,像我一樣如履薄冰地生存,在處理與港英當局的問題上,就像是走鋼絲、險象環生。”霍英東回憶說。


謠言影響了霍英東的決策,但是并不能動搖其巨商的地位,因為霍英東當時的影響力大到地產界、甚至港英政府都離不開他。香港金融、地產波動期間,救急的港商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全香港只有霍英東一個人能救你”。


為了香港的發展,霍英東做了幾十年不賺錢的海沙生意,只因沒有海沙,香港不會在短期內出現高樓大廈林立的景象。


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在市政工程方面,港英政府找不到比霍英東更合適的合作對象,《文匯報》因此稱霍英東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實業家。


幾乎所有生意伙伴都稱霍英東為人無可挑剔。出于影響力和“不負人”的原則,霍英東相繼進入不少產業,其中就包括他從未想要涉足的博彩。


他在因緣際會之下幫助何鴻燊成為澳門“賭王”,兢兢業業兌現“成就澳門”的承諾,以大毅力完成了葡萄牙人400年沒做成的事情——建設現代化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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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一點,霍英東非常自豪,很少自夸的他甚至曾說:“沒有我當日開通外港碼頭,所有澳門的一切都是假的。”


雖然鼎力澳門的發展,但霍英東從未干涉賭場生意,還將投資分得的澳娛股份全部捐給了基金會,在當時,這些股權的價值就超過100億人民幣。

3

朝鮮戰爭后,霍英東時刻關注大陸的局勢。上世紀60年代初,他和新華社駐香港的人員成為好朋友,雖然港英政府給的壓力越來越大,但霍英東始終謹小慎微地維持著這段聯系。


1964年,霍英東受邀參加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大典,為了緩解內地的糧食壓力、避開香港移民局記錄,他背著大大的行囊輾轉了幾十個小時。


那一年,霍英東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和鄧小平。在會場門口,鄧小平和香港同胞們一一握手問好,這樣的禮遇讓霍英東覺得不可思議。


雖然全程秘密進行,但紙終究包不住火。從北京返港后,霍英東的壓力終于從流言纏身上升為實質性的壓迫。


港英政府開始對霍英東展開全面“歧視”,不僅他中標的地收回不賣,其旗下的星光行也被加入“黑名單”,通過斷電話的方式逼迫霍英東賣出。


黑幕之下,星光行最終以成本價交易給了英資地產公司,霍英東拿到手的只有一張欠條。一棟大樓換一張欠條,對于霍英東而言,這已經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恥辱。


接連的打擊和壓迫間,霍英東至少損失了過百億港幣,他明白,由于當局的“政治歧視”,自己很難再有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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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仍是資金最為充裕的地產商之一、盡管長期看好香港的未來,但霍英東決定放手,徹底淡出。他離開后,郭得勝、李嘉誠、李兆基、鄭裕彤等崛起成為中流砥柱,開始了新一輪的風云際會。

4

1964年受邀觀禮后,霍英東每年都到北京,還去各大革命老區,每次回港都帶回大批東西,堆得滿屋子都是。


不僅買工藝品,霍英東還引入國產電梯等物資,支持大陸企業發展。他回憶稱:自己其實并不需要這些東西,他只是想通過消費,表達對大陸的支持。


彼時,中國還未改革開放,經濟很封鎖,“體育外交”成了霍英東率先實踐愛國抱負的平臺。霍英東是個體育迷,年近50的他見到偶像球王貝利時,仍舊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得手舞足蹈。


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雖然返回聯合國,但大陸在國際上沒什么體育空間,幾乎所有國際體育組織的席位,都是“蔣政權”的。


實際上,那時候的體育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合法席位,承認席位就是承認政權。


為了恢復中國在各項國際體育組織中應有的地位,霍英東到各種國際賽事中奔走呼吁,不遺余力。他一邊和反對者們辯論,一邊搭建關系網。幾年間,中國獲得國際羽聯、足聯、籃聯等席位的背后,都有霍英東的身影。


席位的獲取并不是個人能解決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的力量和外交地位。但不可否認的是,解決問題需要個體去推動,處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糾紛,霍英東就扮演這樣的角色。


之所以說矛盾不可避免,是因為當時意識形態的對抗幾乎勢同水火。時任國際足聯主席和秘書長曾應霍英東的邀請造訪北京,但是在這里,他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機場沒人接機,安排的客房很小,飯店吃冷盤子。更直接的是,第二天開會,體委的人一上來就劈頭蓋臉,罵對方是資本主義的走狗,搞得場面十分尷尬。


為了應對各種麻煩、危機,霍英東父子使出了渾身解數。這些還是次要的,霍英東還因此遭遇多次“生命威脅”。比如1983年,他就接到通知,稱北京和香港的情報部門同時接到線索,獲悉有“三個小組”抵達香港,計劃暗殺一些親北京的政商人士,霍英東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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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東并沒有因此退卻。1984年,中國重返國際奧委會后第一次參加奧運會,他不顧威脅,帶著全家人一起前往美國洛杉磯。在那里,他見證了許海峰、李寧一戰封神,國歌響起、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霍英東情難自已,他回憶稱那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之一。


奧運會期間,霍英東特別情緒化,中國選手輸了比賽,他連飯都吃不下。家人覺得霍英東有點“過”了,但是他說:港英政府統治下、發家的人,那種民族感情,其他人恐怕理解不了。從洛杉磯歸來后,霍英東隨即捐出一億港幣,作為中國體育事業的基金。


后來,凡是大大小小的國際比賽,他都帶頭捐錢。北京申辦亞運會成功,他捐建了亞運村的游泳館,為了配合亞運會的組織工作,他又興建了北京貴賓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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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運會期間,霍英東非常興奮,在北京,他看到了一個干凈、禮貌、井然有序的城市,國家形象非常好。賽事結束時,霍英東爆發強烈愿望:中國一定要舉辦一次奧運會。這成了他晚年最大的愿望。


為了配合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霍英東再一次全球奔走,通過自己的關系和聲望“拉票”。他多次私人宴請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又以中國奧委會的名義,捐錢在瑞典洛桑興建奧林匹克博物館。同時,霍英東還宣布,如果北京申辦成功,他將捐資至少10億興建一座可容納10萬人的奧運主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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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霍英東的努力沒能一蹴而就,北京以一票之差不敵悉尼,痛失2000年主辦權。宣布結果后,霍英東極度失落,見慣大風大浪的他甚至連夜搬出了原先的酒店,因為他不知道見到中國奧組委人員該說些什么。一些陪同的老朋友看他不對勁,甚至連夜跟著他,怕霍英東會干出愚蠢的事情(自殺)。


這次申辦失敗后,因為身體的原因(淋巴癌),霍英東逐漸放下了體育大使的工作,將體育重任交給了長子霍震霆。不過,霍英東依舊以其他方式參與了北京奧運會的工作:2008年的場館中,水立方是唯一接受澳臺同胞和海外華人捐贈建設的奧運場館,其中最大的一筆捐贈即來自霍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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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體育出錢出力、不斷奔走的霍英東,在大陸的經濟發展史上也留下了身先士卒的貢獻。


中國人講究認祖歸宗,1978年夏天,霍英東帶著全家老小,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廣東番禺。大陸方很重視,出動了代表最高禮遇的紅旗牌轎車接送,路上還有人夾道歡迎。


霍英東心中滿是驕傲,但是一路走過,他又很惆悵。番禺全是破舊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霍英東想:家鄉還很落后,同胞們仍在受苦。回鄉期間,兒媳問接待的姑娘哪里有洗手間,對方二話不說端來一盆熱水:可以洗手啦!家里人都樂了起來,霍英東卻笑不出來,心里堵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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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之后,霍英東立刻捐錢給番禺建了一座園林式、占地6萬平米的賓館。但是捐完了他又覺得:捐點錢算什么呢?捐資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一個地方的落后,我要回家鄉、回大陸投資,以實業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


當時,改革開放政策剛剛提出,外商投資大陸的先例是零,霍英東成了第一個投資內地的港澳商人。


他的第一個項目是在中山建酒店,這是中國第一個外商投資項目。


在當時什么問題都上綱上線的背景下,投資酒店也不好做,很多人有各種各樣的顧慮:涉外旅游酒店會有精神污染嗎?內地東西會不會被吃光吃貴?賓館耗電大,影響群眾用電怎么辦?


霍英東不怕虧本,他的計劃是即便全虧了,就當是又一次捐資。但是霍英東也有怕的地方,他擔心改革開放遇到阻力,國家的經濟再度停步,牽涉外資的人也受到“批判”——在時局中如履薄冰近20年的他,最擔心的就是這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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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北京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名為《生命贊歌》、表現少數民族歡度潑水節的壁畫,畫中的一位少女是裸體。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爭議,霍英東每次到北京都要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心里就比較踏實。”

7

中山溫泉酒店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山、改變了國內酒店業/建筑業的革新,甚至改變了“制度”。


“文革”之后,人心渙散,很多人都沒心思干活,時任國家旅游局長曾告訴霍英東,他們想在長城建一個廁所,但提了10年都沒有建成。


霍英東決定以破釜沉舟的方式給相關人士以刺激。“我就是希望調動全縣、全省的力量,有了期限,才能有憑有據要求各方按規定和時間辦事情。比如設備運到了大陸,但是沒有按照規定時間運到中山,那肯定是有部門疏漏。”


霍英東是個生意人,沒能力改變太多。但是他覺得情況不該如此:中國人到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很成功,留在大陸的都是精英,沒有理由搞不好。


賓館建成后,到中山旅游的人大增,有時候一下子涌入幾千人,物資供應很緊張。有老百姓反應:開這些酒店有什么用?電用完了,東西吃貴了,每天那么多人,除了大小便,什么都沒留下來。


經濟改革之初,新舊理念交匯,很多事情很難理清。有人當面指責霍英東,稱他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糟粕。這件事還被拿到全國政協會議上、當著霍英東的面討論,場面一度很緊張。


一座酒店給霍英東帶來了很多顧慮,他怕犯錯誤、怕牽累到別人。思前想后,霍英東才想清楚:大的方向上面自有定奪,我的出發點不過是想做一件對國家、對家鄉有益的事情,希望探索出可供別人參考的模式,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中山溫泉賓館接待了很多中外名流政要,其中一位的到訪則讓霍英東懸著的心正式落下。1984年,鄧小平在這里下榻,他對霍英東說:“溫泉賓館搞得很漂亮,很好!開放是搞對了!”


在賓館附近爬山時,陪同人員建議鄧小平下山時原路返回,他笑了笑,一語雙關地說:要勇往直前,不走回頭路!


改革開放近40年的經濟騰飛,對于中國而言就是一條勇往直前的路。在這條路上,中山溫泉賓館只能算是一塊小小的路基,但是其重要性卻顯而易見——那是大陸“關閉”多年以后,向外敞開的第一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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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定溫泉賓館的同時,霍英東又籌辦了投資大陸的第二項工程。當時中國提出八大中外合資酒店的計劃,以此向海外投資者昭示推行改革開放的決心和誠意。1979年,霍英東投資2億,興建了34層高的廣州白天鵝酒店。


白天鵝是一項更大的工程,這項工程遇到的問題很多。服務員穿尼龍短襪是意識形態問題、填湖施工是“異想天開”……人事制度、財會制度、保安制度,什么都得改革,由于沒有先例參考,哪些變化合理、哪些變化不行,霍英東心里沒底,完全是摸著石頭過河。


酒店建成后,成了第一家對群眾開放的高級賓館,廣州市民蜂擁而來,差點把大門擠倒。因為擁擠,當天晚上被踩掉、留在酒店的鞋就有一大筐,游客一天用掉了幾百卷的手紙。


霍英東很興奮,他希望全廣州的人都來,全國的人都來,看看什么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什么是新事物。


那個年代的物資匱乏程度是現在人難以想象的。改革開放之前,國內一窮二白,霍英東到一些高級干部的家里做客,看到其衣柜里就一套衣服,家里連酒杯都沒有。每年廣交會時,有幾千人到廣州,食物、用水、用電,就得做計劃報給中央,由上面統一調配。


霍英東希望讓國人看到發展經濟所帶來的變化,那期間,什么有利于經濟發展,他就捐什么。比如在廣州清平,他看見有人進行物品買賣,馬上找廣州政府捐建了一座天橋。


落成后的白天鵝成了大陸首批3家五星級酒店之一,英國女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老布什等都曾下榻于此。尼克松還在留言簿上寫道:我曾經住過美國和全世界許多酒店的總統套間,我認為沒有一間能夠超過白天鵝賓館。


鄧小平也曾考察白天鵝酒店,過程中,總設計師一言不發,霍英東心中有點忐忑。登上28層、俯瞰珠江美景時,鄧小平突然轉身拉著霍英東的手,用濃濃的川普說:謝謝你,白天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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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鵝對于霍英東而言像是一場戰役,他從未如此疲憊。八大涉外酒店中,其他酒店都是多家財團一起參與,只有白天鵝是霍英東孤軍奮戰。


酒店開張后,霍英東突然病倒,經查罹患淋巴癌。在新華社一位朋友的建議下,他選擇到北京醫治,一年多治療期間,霍英東的病情一直相對穩定,直至后來擺脫病魔的侵蝕,因此,他將新華社的這位朋友視為救命恩人。


期間,霍英東經常躺在床上思考人生。他從貧苦中掙扎過來,而立之年便創下巨大財富,又在時局的壓迫下步步驚心。幾十年間,霍英東見慣了風風雨雨,到了臥病的年紀,他已經什么都看淡了。


霍英東當時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再多看看改革開放的成果,看到國民真正富裕起來。治病期間,他宣布出資10億港幣成立霍英東基金會,不久后又創立了霍英東教育基金會。


1984年10月1日,身體逐漸康復的霍英東,應邀參加國慶35周年紀念日,登上天安門觀看慶祝儀式。他參加過很多次國慶觀禮,但第一次被安排到城樓上。


站上城樓,霍英東看到了巨型導彈、新型坦克,一位女記者走到他身邊,問他有什么感想。霍英東一時間不知道說什么,眼淚嘩嘩直淌。


按照霍英東后來的自述,他一輩子也沒哭過幾回。長子霍震霆結婚時,霍英東因為母親沒能堅持到這一刻,傷心了很長時間,卻也沒有流淚。但在觀禮臺上,他卻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直至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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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記者采訪時正好導彈經過,后來報道稱霍英東先生看到新式導彈,激動得情難自已。但實際上,這和導彈有多大關系?霍英東當時的腦子里就像幻燈片一下飛速閃過一幅幅畫面,他想起了番禺路邊的茅屋、想起了在國際體育會議中的一次次辯論、想起了不久前洛杉磯奧運會上的國旗國歌……國家正發生巨大變化,祖國正走向富強,霍英東一時感慨萬千。


這段往事,霍英東只在自傳中提及,他覺得哭這件事有點丟人。

10

因為巨大貢獻,霍英東成了第一個在全國政協、全國人大這兩個國家機構任職的香港人之一,也是香港首位全國人大常委。香港回歸時,他在主席臺就座,近距離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冉冉升起、英國在香港超過150年的統治宣告終結。


那一刻,霍英東熱血沸騰,為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并且生存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感到無比自豪和榮幸。


當時曾有評論認為,香港回歸后,擁有財力、實力和政治關系的霍英東將成為商界的最大贏家,但霍英東卻沒有像曾經那樣在商界大開大合。


多年后,其長孫霍啟剛透露了個中緣由:“爺爺總是告訴我們,一定要做實實在在的東西,炒股票、炒樓都是害人的事情。餅就那么大,你吃太多,別人就沒有了。雖然當時他做什么生意都行,但那個時候,掙錢已經不是他的目標。”


霍英東曾有很多掙錢的機會。開發海南時,霍英東答應出資并且包攬了三亞市亞龍灣區域。但合約簽完后,海南地價瘋長,炒地皮的發展商前赴后繼,亞龍灣這一黃金寶地成了各路人馬覬覦的目標。


按照簽約時的價格,霍英東的收益將是一個天文數字。因為種種原因,先前簽訂的合約最終取消,霍英東一口應下,并沒有將這筆損失放在心上。


霍英東希望他在內地的投資能直指偉大目標,遵循著這一理念,他將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在了家鄉廣州番禺的南沙島。


1988年,霍英東捐建的洛溪大橋通車,打通了廣州前往南沙的通路,霍英東正式提出開發南沙,此后的時間里,他到訪南沙近千次。


霍英東希望將南沙發展成為“小香港”,一座以深水港為中心,交通運輸、工業加工、旅游服務綜合發展的現代化濱海城市。


外界并不清楚霍家在南沙島一共投了多少錢,但毫無疑問,霍英東徹底改變了這個曾經的灘涂,按照其規劃,南沙正向著現代化綜合城市大步邁進。


不過,霍英東在南沙的投資并非一帆風順,他曾言:外界認為我這樣的人,在內地投資一定是事事順利,其實不然,很多意想不到的阻滯,令人感到無奈,我甚至有時感到無力。


霍英東在南沙篳路藍縷的同時,當地政府借助其打下的基礎,申請成立開發區,1993年4月,梁柏楠成為南沙開發區第一任黨委書記,5年后升任番禺區委書記。10年間,梁柏楠依靠南沙的政績不斷升遷,而真正的貢獻者霍英東卻遭受百般刁難。


建設南沙期間,霍英東遭遇了不少“地方官”的惡性競爭甚至敲詐,他在南沙開發東發碼頭后,又被脅迫建設了同樣的南偉碼頭,后者的管理權交給了梁柏楠的親信。霍英東建設小型的蒲州花園,“有人”在臨近山腳挖了一些黃土、栽了幾棵小樹,便“要”走了1500萬。霍英東事后說:“我一生搞工程,從未見過這樣離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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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程的供水供電,都卡在“地方”手里,霍英東每投建一個項目,都得遭遇各種關卡,投資金額因此大大增加。而所有這些事,直至2004年梁柏楠因受賄罪入獄后,才由霍英東基金會的律師對外透露。這意味著,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英東,已經“默默”被敲詐了十幾年。


霍英東曾評價自己說:“別人負我,我也是默然處之、逆來順受。拿得起、放得下、輸得起、愿吃虧。”他不僅吃金錢的虧,也吃名譽的虧。


他曾捐款1000萬建設洛溪大橋,該橋后收取過橋費,霍英東的名字在“過橋費”的名單里。但霍英東捐橋純粹是為了支持家鄉建設,根本沒想過收取分毫,甚至壓根不知道這件事。事情曝光后,霍英東一度非常難過。


無論是早年間在香港做生意,還是來大陸進行投資,霍英東都謹小慎微,能忍則忍。他的處世原則是:寧愿保持沉默,但一旦出來講話,就得講真話、實話,不能昧著良知說大話。霍英東雖然從未指名道姓揭發某些事件,但他的愛國心并不盲目,曾多次批評大陸存在的一些現象,其出發點只有一個:希望經濟環境能夠不斷完善,希望中國更加強大。

11

霍英東信奉“公道在人心”,他曾說:“體育有裁判和規則來限定,做生意和體育看似不一樣,做實際上,規則都在自己的心里。”


霍英東是一個很遵從“自我規則”的人,他一生創立了大大小小數百個公司,沒有一家上市。他給后輩定下規矩:除長房外,其他子女不得從商從政。


2006年10月28日,霍英東因病在北京逝世,政府有關部門參與操辦其葬禮,以高規格送別了這位企業家。遺體返港期間,霍英東的靈柩覆蓋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并由十人扶靈,董建華、何鴻燊、李兆基等均在其列。有評論稱,霍英東在“國葬”的級別中告別。


逝世前,霍英東曾總結自己的人生,稱“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果人生的滿分是100分,他要給自己打100多分。


霍英東或許仍有遺憾:他沒能等到北京奧運會開幕,沒有等到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正式揭牌。不過相較其恢弘的一生,這樣的遺憾無關緊要。


他伴隨著香港的海風出生,在“國葬”的禮遇中離世。前半生,他推動香港從小漁村蛻變為矗立亞洲的東方之珠;后半生,他傾注心血“喚醒”東方雄獅;這之后,他的名字被寫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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